现代版“卖猪仔” 来港打工被卖至一楼一凤大厦

美国「恐怖主义、跨国罪行及贪污研究中心」(TraCCC)创办人Louise Shelley出版《全球透视之人口贩卖》(Human Trafficking: A Global Perspective)一书,提到香港、荷兰鹿特丹等地,是人口贩卖的中转站,载货来港的跨境货车、小巴很少被抽查到,方便人贩子操控受害人被偷运来港。书中又分析性贩卖市场,「于富裕的中国城市如哈尔滨、上海及香港,对俄罗斯女人有很强的需求。」

人权律师田光誉(Robert Tibbo)亦提出,香港有可能是中国性贩卖的重要中心。数年前,他遇过一名东非女子求助,由于同乡声称可到中国内地的餐馆工作,并安排她持游客签证前往内地,结果她被带到农村,强迫与男人结婚,每隔数月,她就要来港更新签证,后来成功摆脱人贩子,现以难民身份居港。

「到目前为止,香港政府无搜集性贩卖数据,任何人都难以清晰估计问题的严重性。」人权律师何珮芝经常接触到性贩卖个案,亦从多个非牟利组织了解到,「香港、东南亚和欧美的性工作者当中,十个起码有三个是人口贩卖受害者。」

被操控威胁 多次来港从事性工作

先进城市仍有现代版「卖猪仔」香港反人口贩卖组织STOP.(Stop Trafficking of People)2015年成立,主要关注性贩卖和强迫劳役的人口贩卖个案,会定期随义工团队探访性工作者。其时任项目经理陈苒婷说,曾接触香港几类主要的性工作者,包括一楼一凤、酒吧女子、企街小姐和酒店小姐,相当部分都是性贩卖受害者。陈苒婷称,典型个案是来自泰国或菲律宾的女子,被香港时装店或餐厅高薪招聘广告吸引,到了香港后,才发现要在尖沙咀的一楼一凤大厦提供性服务,「她们想逃走,人贩子就威胁要归还机票、置装、屋租等费用,甚至不会告诉她欠多少钱,她们都是这样入行。」

不少东南亚来港的性工作者,都是持旅游签证,时限一过就会回国,之后再次来港。陈苒婷发现,这些性工作者多数是被骗入行,不少人更被要胁,「很多女孩都被迫拍下裸照或影片,若不肯再次来港,甚至不肯骗其他同乡来港,操控她们的人就会到她们的村庄发放其裸照,令她们不得不就范。」除了裸照,有些女孩的楼契,甚至电单车契被人贩子操控,「一逃走,一生的名誉就没有了,这些心理压力,令她们不敢逃走。」

逃不掉,不少人渐渐接受自己是性工作者。陈苒婷说,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遭遇属于人口贩卖,一开始更不会对义工打开心扉道出惨痛经历,「对外说很享受这工作,而家人就真的以为她们在香港的餐厅、服装店打工。」

陈苒婷常在不同场合分享反人口贩卖的重要资讯,最令她感到沮丧的,是常常听到「香港这麽先进,怎可能有人口贩卖」,她说这正是现代版「卖猪仔」,比以前更先进、更恶劣。

法律难保障本地人口贩卖

识别受害者机制效用成疑本港《刑事罪行条例》有12条法例涵盖性剥削罪行,包括第129条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」,但何珮芝认为难以将人贩子入罪。她曾于区域法院旁听一宗人口贩卖性工作者的案件,政府起诉了几名人贩子疑犯,指他们贩卖泰籍女子来港工作,过程「斩件式」,运送女子的人,未必知道整个过程和最终目的,被告最终无罪释放。「要令人贩子入罪,要证实他们不止贩卖人口,也迫使他人从事性工作。」

何珮芝批评,人口贩卖并不一定是跨境的,可在本地进行,而香港在援交方面存在法律漏洞,以致有不法分子利用边缘少女,借援交为名,性工作为实,实际都是人口贩卖。